08/03/2024
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。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，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，彻底改变轨道。这个“体制”不仅仅是指公职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。他们辞职、离婚、移民、重新求学…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。因为在生命走向衰老甚至死亡的时候，人总会升起一种紧迫的冲动——他们想真实地活着，他们想去真实的世界，因为他们想去寻找、实践真实的自我。
本文首发于歪脑：《自述：存在主义危机，曾促使我从体制中逃离》
经济前景暗淡的年代，中国居高不下的考公考编热已成为时代景观。年轻人扎堆去卷体制内工作的原因众所周知——面对竞争激烈、收入缩水、工作难找、社会保障差的现实，只有体制才能提供一个安稳、可预期的“庇护所”。然而，如果这“庇护所”本身就是促成经济问题的因素，又怎么指望其中的人可以独善其身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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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公务员、事业编制“缩编”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也给想要赶上这股潮流的人亮起了红灯。中国广泛存在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编制沉冗、财政供养人员过剩的问题。为支付超比例的政府雇员的工资，地方政府常常面临入不敷出的压力，“借钱”发工资的消息屡见不鲜。沉重的供养负担使得本来就债务高企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，无以为继。近几年，国家为了消化地方债务，正在推动一系列财政重整措施，其中一项要求就是机关事业单位“缩编”。
专家认为，中央对地方债务的介入有助于推动解决顽固的编制沉冗问题，却未必能够为年轻人的考公考编热降温。因为缩编只是意味着“铁饭碗”不再牢固，却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体制内工作相对于体制外工作的优越性。”另外，由于大量的扩招，很多年轻人上的大学、学的专业质量堪忧，毕业后在社会上很难有就业机会。
“如果这些大学生在个人层面，在上大学期间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分，也未能掌握实用的技能或获得一定经验，或者一句话，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，那么说实在的，用足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的优惠条件去争取考编“上岸”，在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下仍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选择，因为机会成本本来就不是太大。”
个体在有限条件下的选择固然无可厚非。然而我们不禁要问，中国的“体制”为何成为了这样的怪物？它圈养着太多没有目标，只求安全的年轻人，不断再生产着他们的无能，荒废着他们的生命，最终自己也膨胀成一个危害全社会健康的肿瘤。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来说，体制的建构（以及参与其建构）都是一个作茧自缚的故事。要从这厚重的茧房里破茧而出，不经历脱胎换骨之痛，恐怕难以获得新生。
我身边一些自由主义朋友有种很天真的想法，觉得随着国内经济越来越差，社会矛盾凸显，蔓延至身边的灾难变多，现在仍认同体制的人会“被教做人”，他们会被激起反抗，或者至少，有所醒悟。
现实正好相反。在中国的语境下，环境越差，权力对资源的垄断和分配能力就越占主导，个体的自主空间就越小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就越需要依附权力去获取必要的保障。而这种“自主空间”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空间，精神空间也会缩小。也就是说，恐怕人们不仅不会“醒悟”，反而会更加认同体制。
疫情后的考公考编热多少已能佐证这一点。在笔者小时候，改革开放重启后的90年代，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“解放思想”的号召，“下海”才成为全民热潮。
当然，不必嘲笑这些自由主义朋友，这些黄金时代的遗孤。他们之所以这么想，是因为他们还保有自由的心智。他们总是相信人的能动性——如果遭到压迫，便要去冲撞桎梏，怎么能逆来顺受？所以他们是有能力脱离这片土地的人，不管是在精神还是肉身上。
人们常常把体制形容成“围城”，而体制所制造的“围城”是权力垄断资源的结果。
“改革开放前，中国还在计划经济的时期，中国人都属于特定的单位，并且专属于特定的单位，个人既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，也没有独立的经济信用，就连消费也只能按照票证规定的数量和品种购买和分配。那种因为具有多样、不确定和灵活的属性而可以称为“社会”的空间微乎其微。”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教授如是说，他所在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在2009年发布了《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》。当时参与其编纂的20多位学者一致认为，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。
现在的年轻人理所当然把改革开放当成中国的“初始设定”，但实际上，体制才是当代中国的初始设定。改革开放后，体制之外出现了市场；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，人们拥有了私人领域；而私人领域孕育了人的独立自主意识；自由人通过自由的联合组成“公民社会”——这些才是新进概念。
而这些新进概念已然“过时”。当国家力量无度扩张，资源分配过多地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，那么国家自然会成为最大的剥削者，挤压市场和私人领域的利益，并试图控制社会和个人的方方面面。老百姓只有成为它的一份子，才有渠道分得一杯羹。体制要维持这种特权，自然需要推高其进入门槛，于是，国家每年都制造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奇观，从中遴选出一整个“特权阶级”。